民航二所空管所完成华航公司甚高频电台可靠性验证专家评审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意味着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倡导包容性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与自然界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界运行和发展的规律。

这一次的调整，尽管打出了调节收入分配的旗帜，但事实上，它既难以给中低收入阶层减负，更难以给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者增负。可以立刻认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对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目标的追求，迄今已经跨越了四个五年规（计）划。

为了不再让中国人经历第四次改革方案搬家的苦恼或煎熬，现在必须有实质性的动作有关它的调整，无论是增加税负还是减少税负，都不会对整个税收收入规模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以全部工薪收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28%和72%的对比关系又说明，这一次的减税，并不能覆盖工薪阶层中的中低收入者。这样做，先算账、再征税，便不再是一句空话。在不计算差异颇大的负担账的条件下，仅着眼于居民的工薪收入账并随之征税，其所带来的调节效应，只会加剧既有的不公平而非有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既不能循着既有改革目标的轨道如期向前推进，人们围绕个人所得税而形成的诸如家庭联合申报、基本医疗医药费用扣除、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子女教育费用扣除等多方面的诉求，便越来越凝聚到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线索上——提升被称作起征点的扣除额。比如，这一次的修正案草案，虽被冠之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但严格的讲，它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个人工薪所得税改革。还有一类与房地产相关的政治风险：即如果房地产发展失控，投机将抬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

自那时以来，房地产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并在2003年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支柱产业。与制造业不同，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提供的是被本地居民消费的服务，这些非贸易品服务必须在本地被提供和消费。更重要的是，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中央政府的政治考量因素中，必须超越狭隘的财政与经济考虑。这三方共同合作，带来了中国的城市化运动。

而在2004年开始至2008年底，中央政府至少四次出台政策试图调控房价，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策变软的催化剂。根据现行的财政制度，所有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主要税收，比如房产税、契税、土地增值税，都是地方税。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经历了严峻考验。尽管房地产开发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对中央而言，房地产开发对中央财政预算的直接财政贡献却很小。2008年，中央税的90%来自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这个措施不仅对平抑虚高的城市房价特别有效，而且一旦实施，不仅不会打压经济，反而可以因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增量房地产开发而提高经济增长。

近年来，政府官员屡屡表示，房地产推动了诸如钢铁、水泥、玻璃、机械、家电、家具、交通运输等100个行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争取制造业投资可用的税收工具随分税制改革日益缩减，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于各种非税收手段。但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如此行动呢？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制造业投资竞争中获得的好处，还包括制造业发展对服务业部门增长的推动，并带来的相关营业税，以及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等收入，或者可以称为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他们往往并不预期工业用地出让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净收入，甚至可以接受短期财政上的净损失。

之后，政府开始了近10年来最大的干预措施，之后刺激和调整措施实施，这为我们讨论中央—地方博弈提供了很好的案例。2009年第一季度甚至降到-1.1%。

这些开发区甚至每隔一段时间根据招商引资进度分析本地商务环境和生产成本优劣，并随时调整包括用地优惠在内的招商引资政策。无论是工业用地，还是商住用地，用地者都应该直接与用地涉及的村集体和农民进行价格谈判。

中央目标：增长和公平目前，中央政府越来越充分认识到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所蕴含的脆弱性和风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总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都与房地产业相关，但是地方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每年地方政府直接从房地产业取得巨大的收人。笔者近年来在浙江、江苏、山东、成渝地区进行的大量实地访谈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都认为制造业发展将会大大推动本地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带来相关税收收入，同时还会增加服务业的用地需求，从而有助于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在许多城市，当地官员发现可以以低廉价格来征用拆迁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一旦选址得到清理，开发商和银行就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商和当地官员的关系如此亲密，使得几乎所有发达地区在近几年都有与土地和房产开发相关的腐败案件。

在2008年第二季度，经济开始出现降温的趋势。因此，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要去纠正什么房地产领域的市场失灵，因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乱象，恰恰是垄断供地带来的政府失灵。

地方政府如此不惜成本进行大规模招商引资的目的，不仅是希望获得制造业产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由于地方政府需要事先付出土地征收成本、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因此出让工业用地往往意味着地方政府从土地征收到招商入门这个过程中，在财政上实际上是净损失的

20年来，中国股市除了成绩之外，最根本的弊端是没有形成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机制，如何发展好股市必须在制度上健全。在《证券法》出台之前，我们是在发展中规范。

人民币升值加快以后我们国内的成本、进出口、就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最近公布的数据给我们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十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788亿元，同比多增2347亿元，今年全年的人民币信贷目标7.5万亿。包括创业板三高——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实际是制度性问题，创业板严格审批而放开发行价格，那肯定是高价，保荐者还对其保荐企业进行直投，价格能往低了做吗？但这个过程中老百姓不懂，我们整个股市要保护投资者才行。现在应该考虑物价和流动性的问题。

如果说突然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国经济肯定会受到损害。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国际国内的环境非常严峻——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世界发票子，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最近一段时间股市下跌，毫无疑问与宏观调控有关，但是中国股市和宏观调控并不同步，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来看，有时候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率第二天股市是上涨的，有时候却是下跌的，从预期来看也是一样。中国的市场规模还很小，结构还不合理，在制度上现在有很多缺陷，包括发行制度、交易制度、内部分红制度、退市制度都存在很多问题，20年来风风雨雨起伏跌荡，据说每个投资者亏损四万元人民币，但是我们的投资者还热情投资，支援改革，支援企业，支援国家建设。

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开始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预期，我们提出的方针是做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但总的说来，货币政策出现了转向的迹象，我个人认为，这个转向是一定要发生的，但是不宜一下子转到紧缩的货币政策。

现在看来非常困难，央行采取措施，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流动性问题，另外当然也是针对物价问题。尽管政策开始转向，但也不宜马上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到9月份已经用掉了6.3万亿，即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我们只有1.2万亿的指标，但10月份已用了5788亿，11月份、12月份有6000亿可以增加。我们究竟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这是摆在面前另外关注的问题。

而现在通货膨胀真的来了。目前，货币政策开始转向。

如果股市都下来了，大家都不投资了，那企业如何融资？社会上的资金往哪里去？当然，中国还需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建设，必须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际上要执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今年是不是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争论。

为什么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因为收紧了货币政策，股市肯定会受很大影响。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否，与货币政策的走向休戚相关。